……清浊虽不同，然不可以浊者不为水也。
[49] 人有私情，故有私欲，这是不言而喻的，因此，他提出合天下之私，以成天下之公[50]的主张，而将宋明儒家所提倡的有公而无私之说，看作是不能实现的美言，也就是只能说而不能做。欲和情的这种联系，还可以从孟子的另一说法中得到证明，这就是若乃其情，则可以为善矣[7]。
问题在于，性与情欲是一种动静关系，人生而静即未感未动之时便是性，感于物而动便是情是欲。所谓道心，其实就是日用之心、食息起居之心，换句话说，就是人心即平常心。制欲即是制情，节欲亦即是节情，但不能说制性、节性，只能说化性而起伪。这就是朱熹对人心的基本观点和态度。在这以前，人们讨论到这个问题时，虽然有过与此相类的说法，但是没有人如此明确地提出过。
后来，宋儒提出存天理，灭人欲的主张，被认为是提倡宗教禁欲主义，对此应当如何解释，在本章中我们将进行一些讨论。既然以惟危之人心为人欲，那么，人欲毫无疑问也有危险性。但是即使如此，孔子之重视闻见，与墨子之重视闻见，并不完全相同。
天命是能够认识的，也是必须认识的，知天命就是认识天生万物的生生之道，更直接地说就是认识人之德性，知天命之知就是德性之知。多闻多见都是经验知识，二者并无根本区别，区别只在于择善还是仅仅为了获得知识即识之。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，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，惟于理有未穷，故其知有不尽也。如前所说，孔子将情与知视为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并且重视其原始统一性。
关于后者，《论语》中出现过，这种命指不可改变的命运，是人所不能知的。但这只是就心之发用而言，就心之知觉活动而言，在这个层面上，朱熹无疑承认主客、内外之分，而且肯定了认识主体的作用。
其实，朱熹本人已经说得很清楚，惟于理有未穷，故其知有不尽，穷理是为了尽心中之知，并不是靠穷理而获得知识。但是，在孟子看来，这种以自然为对象而知其故的智性毕竟是次要的，众所周知，孟子真正关心的是仁义礼智之智，是良知良能之知，也就是德性之知。要择善而从，就要分出善恶，善者好之，恶者恶之，这才是闻见之知的主要任务。此前的王阳明、黄宗羲等人，也使用条理这个说法，但没有像王夫之这样明确地说明是自然界事物本身所具有的规律，而大都是从性理的意义上使用的，即所谓气之条理。
进入 蒙培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情感 知识 。自然之物虽然没有人所具有的知，但是同样具有性，他所说的枯槁有性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，物性与人性是相通的。从这里能得出什么结论呢？ 在这里，朱熹建立了心之体用说，这也是朱熹哲学最重要的理论架构，朱熹哲学中的许多问题都是通过心之体用关系得到说明的，格物致知之学也不例外。事实上，西方古希腊的本体论哲学，是以认识论的不证自明的结论为前提的。
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，物有未体，则心为有外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吾心之知就是价值认识和真理认识的统一，是所谓全体之知。
自从张载提出两种知的区分之后，这一问题应当说得到了一次解决。这就是穷物理可以尽吾知的原因。
他在《四书训义》《读四书大全说》等著作中用很多篇幅论证了这一点。因此，朱熹所说的知，从根本上说是本体之知、存在之知，也就是德性之知。体用关系就是存在及其活动的关系。王夫之对两种理的区分，意味着将价值与认识区分开来，这是沿着张载的路线发展下来的，可说是朱子之后，对张载的又一次回应。[11]体物之心就是无外之心，无外之心不是视天地万物为心外之物而是视为己物，即无一物非我。此后，方法问题又显得特别突出，所谓分析的方法已成为20世纪西方哲学的最大特点。
所恶于智者，为其凿也。但荀子到王充的哲学传统毕竟不是中国哲学的主流。
一般而言，良知是从知上说，但知中有情，离了爱、敬之情，便无所谓知，良知之所以为良，正是从情上说的，但又以知的形式表现出来。未发是性，但性之中便有情有知，其发便是性之情与性之知。
朱熹之所以主张穷理，其前提是承认心中之性（即理）是没有内外之分的，心中之知也是没有内外之分的。因此，德性之知也是合内外之知，但它不需要耳目见闻，是合内外于耳目之外的特殊之知，就其性质而言，是一种价值认识，而不是事实认识，是对人的存在及其意义的认识，而不是对客观事物及其性质、规律的认识。
博与约的关系不只是学习外在知识的问题，更重要的是由情感的丰富多样性返回简约化的理性层面，这样就获得了普遍性，要实现这一点，只能靠思。他同时又注意到理性思维的作用，提出必开心意的主张。孟子更是重视思的作用，认为心之官就在于思，并与耳目之官相区别。同样是智，但用法不同，意义也不同。
[47]致知就是求心中的孝、悌、慈之理，但此理不是别的，就是不忍之心、不争之心，而不忍、不争之心就是仁。他认为，经验告诉人们的东西是最真实的，甲看见黑的颜色，乙看见也是黑的，不可能相反，因为黑色本身是客观的。
东汉末年，当王充著作被发现时，人们非常惊奇，也感到很新鲜，有人将王充著作秘而不宣，当作重要的谈资。认识论是关于世界是什么的问题，情感是我需要什么或应当如何的问题。
前者是事实的问题，后者则是价值的问题。以后的理学家谈到知的问题时，一般都是指价值认识而言的，朱熹作为理学之集大成者，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。
所谓健顺五常是讲天道的，健顺即《周易》乾坤二卦之性能。这一点确实与朱子不同。格物的根本目的是发明其德性之知，而不是获得客观知识。明德就是德性，这德性是心所具有的，是心之德。
就见闻之知而言，孔子持一种客观的认识态度，如多闻阙疑、多见阙殆[16]之类，就是如此。这里所说的万物，不是作为认识对象而存在的自然物，甚至不是作为认识对象而存在的人间物。
需要讨论的是，孟子究竟是如何解决知与情的关系问题的。但他所反对的是，用智而穿凿附会，这是用智之人最容易发生的问题。
因此，德性之知既是理性的，又是具体的，是具体理性，而不是形式理性。天之高，星辰之远，也有其故即所以然，如果要知其故，那很容易，千年以后的冬至是哪一天，坐着就可以推算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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